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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说叙事策略下的《水死》解读[语言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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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21082414220823361
  • 日期:2021-10-06
  • 来源:上海论文网
语言学毕业论文哪里有?本文以长篇小说《水死》为文本,从小说的构建过程与主题意义两方面重点解读作品中元小说叙事策略的应用,进而探究大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21 世纪以来文学作品的新特点。

第 1 章  绪论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大江健三郎《水死》的研究论述,笔者目前查找的资料范围有限。这里主要以日本和中国既有的研究成果为范例进行阐述,另外介绍一下关于中国的元小说研究。
一、日本的《水死》研究
時渝軒在文章『書き直しによる脱イデオロギーと、イデオロギーの再構築―大江健三郎「水死」論』中这样评价:“《水死》是将此前的多部作品进行亲自分解,再生成一部新作品的文章。也就是说,基于五十年以上的文学生涯创作出来的战后精神,战前精神,九十年代后的宗教问题和 911 后的恐怖主义主题,全部在《水死》中再现,再构筑。《水死》对自己作品的重写主要是从形式的变化、更换故事内容、意识形态解释的更新方面展开的。”
小谷英輔的『大江健三郎「水死」と「みずから我が涙をぬぐいたまう日」フィクションはいかにして生成するか』一文主要基于《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和《水死》间的关系,弄清《水死》中展示的虚构性生成问题。文章提到“不仅如此,《亲自》中的元小说性,并没有在《水死》中消失,不如说《水死》具备对《亲自》元小说性再强调的语言策略。”[2]55原文单词「メタフィクション」,根据大辞林词典的解释等同于英文单词“metafiction”,也就是“元小说”之意。文章指出《水死》和《亲自》具有相同形式的构造,《水死》多次重复《亲自》中被登场人物忽略的元小说性。
村井華代在『大江健三郎の演劇装置——「水死」を中心に』中指出:“《水死》没有脱离把‘文章’本身当做本质的框架”。[3]73《水死》以戏剧为中心,但不仅仅是为了描绘戏剧本身,而是为了构筑小说世界,把戏剧当做一种装置,参照戏剧完成作品。文章还引用了大江对自己小说的创作看法,大江声称自己创作的虚构作品融入了现实当中,实际是现实中过往的日子,把它作为新的基础,在下一部虚构的作品中制造出复合的构造,“不断地创作出连锁可能的元小说作品群”。文章提到了「メタフィクション作品群」[1]74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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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说叙事策略下的《水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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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关于元小说

3.1 元小说理论的发展
元小说是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兴起的,起源于西方的一种文学理论,现在也被归纳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理论实践。元小说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哲学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威廉·加斯在 1970 年发表的《小说与生活中的人物》中明确提出。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元小说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理论在学术界广泛应用。按照理论发展的时间顺序和代表人物,可以将西方元小说理论发展状况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创始人威廉·加斯为代表,初步定义元小说及探讨元小说的形式。在加斯之前,元小说又被称为“后小说、反小说、超小说、自我意识小说、非现实主义小说、实验小说、自生小说等多种称谓。”[1]2在吸纳了众多作家的理论成果后,加斯发表了评论文集《小说和生活中的人物》,在这本书中,“元小说”这个术语最早被提出来。加斯认为,真正的元小说并不是那些仅仅在作品中探讨作品本身的小说,而是在作品中,将小说的形式作为写作素材的小说。“他强调元小说要摒弃任何现实模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其文本本身是纯粹的语言的产物。”强调虚构性和热衷于语言游戏可以说是加斯作品的突出性特征。
第二阶段,由帕特里夏·沃为代表,从元小说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关于元小说是什么,美国知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英国杜伦大学英文系教授帕特里夏·沃阐释到:“‘元小说’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小说创作,这种小说系统而又充满自我意识地把注意力引向其作为人工制品的地位上,并以此来对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1]帕特里夏·沃在其成名作《元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中系统地介绍了关于元小说的研究成果,其中指出“元小说指的是那些有自我意识地、系统地关注小说文本的人为性与虚构性,对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提出反思和质疑的小说创作。”[2]3元小说家们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上,而小说本身具有作者人为的思维意识作主导,所以在帕特里夏·沃眼中,元小说又叫做自我意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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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元小说叙事策略下的《水死》主题意义解读

5.1 互文性中隐含的反讽批判
大江小说中存在互文性特征已经成为了众多学者的共识。除了许金龙曾表明大江是位互文意识特别强的作家外,胡志明在《大江健三郎小说创作的互文性特征》中指出:“大江的小说及其创作一直具有互文性特征,晚年的大江甚至把‘互文性’发展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种话语策略”。[1]《水死》和大江晚年的其他作品一样,依旧采取了元小说的互文写作手法。对于大江而言,互文就是重复。在《水死》中,重复出现了多个文本,这些文本与《水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互文性网络系统。特别是通过“剧中剧”的双重叙事结构,将先文本搬上舞台,可以说《水死》是通过小说本身来演示小说,说明如何解构与重塑小说的小说。
第一对与《水死》形成互文关系的是大江的《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以下简称《亲自》)。《亲自》是 1971 年大江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说通过口述与笔录的形式,讲述了一位青年在精神病院回忆自己中学时期遭受的创伤以及同父亲一起参加暴动的故事。小说的现实背景设置为 1945 年日本战败消息传来之际,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唤起国民战败的耻辱性认识,激起国民再战的斗志,年轻军官们来到山谷找到了过度肥胖、行动笨拙、晚年患有膀胱癌的父亲,企图发动一场以父亲为领导人的轰炸皇宫的“举事”,杀死天皇。不料在进攻皇宫时,在给叛军筹措资金抢劫银行的过程中,父亲遭到射杀而死,而“我”在危险即将来临之际,早已因为害怕临阵脱逃
在《水死》开头,古义就介绍了“水死小说”与这部作品的关系。“水死小说”之所以创作中断,直接原因就是古义在《亲自》中,把父亲刻画成了一位具有讽刺意味的“超国家主义的英雄”形象,严重背离了现实,从而触怒了母亲,母亲扣押了装有写作“水死小说”资料的红皮箱,导致“水死小说”创作中断。大江在《亲自》中所讽刺的是被战前军国主义热潮愚化的父亲等一行人,他所要抨击的正是禁锢日本人的绝对天皇制思想。
元小说叙事策略下的《水死》解读
元小说叙事策略下的《水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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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戏仿中的文化隐喻
从文本结构或形式上来看,戏仿是一种典型的‘互文’形式,其中包含了源文本与戏仿者文本之间的‘对话’。如果说一般的互文形式在新文本与其源文本之间存在一种并列的、横向的、转喻式的共存关系,那么戏仿与其源文本之间就是一种替代性的、纵向的、隐喻式的派生关系。”[2]“戏仿式的元小说不仅要在小说中暴露创作的痕迹,更要揭露小说与现实的虚构,其目的不是戏仿,而是将戏仿作为一种手段。”
在《水死》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江对弗雷泽《金枝》中的神话进行了戏仿。韩静曾指出过大江对戏仿的运用尤其注重“‘手法的暴露化’,即明确告知这并非是事实,同时来进行书写的方法。”[1]86《金枝》本来是西方神话故事的虚构性写照,大江在《水死》中公开模仿《金枝》,暴露了戏仿的写作手法。
在穴居人剧团对夏目漱石的小说《心》的重新解读过程中,引发了古义对父亲死亡真正原因的重新思考。朗读剧《心》中,由髫发子扮演“先生”,以高中老师与“先生”对话的舞台形式,对于先生为明治精神殉死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先生自杀,美其名曰为了时代精神殉死祭奠天皇,实则是自己摆脱不了内心的折磨。“你背叛朋友的结果,是使他自杀。可是,那属于个人的秉性,不能说是因为深刻地受到明治的影响,才做下那种事情的吧。你不就是完全因为个人事由,就背离所处时代的社会,从社会上沉沦下来的那种人吗?”[2]151-152 先生背叛朋友致使朋友自杀,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那件事的阴影下,他选择自我结束生命,完全是因为个人利益驱使做出来的事情,不能夸大地认为是受到明治精神的影响。明治精神是日本近代化起航的支柱,《心》中天皇驾崩,乃木大将闻讯殉死,体现了乃木大将对天皇的忠诚,但“先生”的死完全是个人原因使然。髫发子等人给予《心》重新的批判性解读也启发了古义,使他开始重新思考父亲“水死”是否也是为了追寻一种个人目的呢?古义得到红皮箱后,发现了其中藏有民俗学家弗雷泽的经典名著——《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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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水死》历经上世纪 70 年代着手,时隔 40 年后最终完成,是在主题思想、创作技法等方面都有突破性作品,也是大江晚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水死》以揭露父亲“水死”原因为出发点,向读者公开“水死小说”的创作历程,而构思“水死小说”的过程反过来也在还原父亲“水死”的真相,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水死》体现了叙事技法与内容的全面革新,特别是元小说技法的引入。
在小说的构建过程中,元小说叙事策略的应用,把《水死》置于开放式结构,将阅读小说的活动转化为创造小说的活动,把写作小说本身当成小说来写,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公开暴露写作“水死小说”的全过程,说明与创作有关的问题和方法。在小说中再写小说,使得文章处于多层次回环套用结构,大江借用笔下的人物不断地对以往的作品进行解构与重建,制造了复杂的“剧中剧”结构,模糊了虚构与真实间的界限。同时将戏剧、诗歌等各种文体拼贴在同一部小说中,丰富了小说的形式,使作品达到了新的文体的综合。
在主题意义上,大江在《水死》中,既在对自己作品的回访中纳入新鲜血液,建立起新旧文本间的联系,又对他人的作品进行引进吸收。互文的写作手法,将《水死》与几个文本相互论证和阐释,在前文本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又借用神话故事,在戏仿中构筑起现实与隐喻的交织,同时利用多种叙事视角,特别是多个女性叙事视角的加入,使女性的力量得以重点书写。这些元小说技法的运用,共同揭示了小说人物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真相:重视民俗文化信仰的父亲,以死亡的方式回归森林,把希望寄托于谷间力量;以古义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成长起来的民众,暴露了埋藏在日本人内心灵魂深处的根深蒂固的天皇制思想;以髫发子等为代表的女性,揭露了日本几百年来男性家长制社会的不平等,控诉了国家主义罪行——对民权的无视和对民主主义的随意践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