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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出国留学选择行为社会学分析

销售价格: 150元/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编辑:若诗 点击次数:82
论文字数:0 论文编号:el2020120109354721128 日期:2020-12-03 20:16 作者:上海论文网
本文是社会学论文,“留学”现象作为当下中国家庭所选择的重要教育方式之一,具有普遍性、低龄化等特点,同时也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以分析家庭对于“留学”这一教育选择的看法,并针对这一趋势开展“合理性”的探讨。本研究参考了“理性选择”理论,但是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选择”,而是采用社会学领域对理性选择的扩展性理解,即引入除了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家庭做出选择时的社会性目的、社会结构制约和文化因素影响等。研究发现,不同的家庭(做出留学与为留学决定的家庭)表现出了教育观念和投入行为上的差异性,同时他们的决定也非一成不变的,会根据情境的变化进行改变,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究其背后的理性逻辑,则是受到“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综合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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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尽管留学的过程和结果是不可预测和无法操控的,但它仍是中国很多家庭所热切追求的一种教育方式。那么送子女出国留学成为“海归”,到底是不是一种理性的教育选择呢?为了解决这一疑问和进一步理解“留学教育”,本研究采用“理性选择”作为理论框架,针对中国家长做出是否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决定的过程,对留学家庭与未留学家庭分别展开半结构化访谈,以便了解他们的选择类型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在对相关的中外文献进行了整理归纳后,笔者发现,虽然以往的研究为本文的概念搭建和逻辑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是大多都是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强调行动者选择的“收益”和“成本”,很少有从“社会学理性选择”角度结合社会背景和文化价值对留学教育现象进行探讨的。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脱离了传统经济学理性选择中对“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界定,将文章结构建立在社会学意义的“合理性”上,在分析过程中考虑到了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充分解释社会环境、国家政策、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家庭做出选择的影响和制约。此外,以往文献大多采用定量方法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和相对意义,本文则采取定性分析方法中的访谈法,重点研究中国的家庭做出留学选择的具体经历和个人观点并由此梳理出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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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有关教育选择与教育迁徙(留学)的研究
例如,家庭中的子女会在潜移默化中被生活环境和其他家庭成员灌输的理念所影响,家庭环境和家庭成员的态度例如父母和长辈的意见也会影响甚至是主导子女的决定,家庭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和子女状况(子女数量、子女学习水平)等都会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黄祖军,2011)。除此之外,张洪生(2008)进一步指出,国情和时代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科技水平、文化因素和选择者的主观条件都是影响教育选择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对个人教育选择进行解读时,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教育移民是现阶段教育选择的一种重要方式。教育移民也被称作学术移民,顾名思义,是人们出于对更高学术追求的渴望而将居住地迁移到相关的学术中心或者机构附近的流动方式,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做出的工具选择(Stevenson&Willott,2007)。布迪厄曾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不同类型的资本可以相互转化,而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再生产的形式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改变,也可以带来个人能力和地位的“社会流动”(Portes,2000)。因此作为一种在地域转移的基础上满足个体学术需求的教育方式,教育移民带来的不仅是空间上的移动,也是学术流动性所引起个人社会地位的流动和个体发展性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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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关理性选择的概念和发展
在霍曼斯的理论贡献的基础上,布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说明,布劳将研究角度从微观转向宏观,在方法论上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结构论”(孙琳,2010)。另外,布劳主张用社会事实而不是社会行动作为研究范式,并且用“成本和报酬”分析和平衡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的权力结构,除此之外,布劳还认为社会需要一套人们共享的价值和针对群体中个体的制度来对保障和维系社会结构的平衡。可是,也正是因为过度强调对宏观结构和制度的分析,布劳忽视了对个体和微观维度的研究(丁玉洁,2006)。至此,关于“理性选择”的研究已经不单单局限于经济层面,而是考虑到了现实的局限性,并逐渐开始将社会多元化因素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相结合。同时,人们追求的目的也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社会、文化、政治和情感等诸多社会领域的目标也被引入,研究方向从“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过度,人们开始逐渐关注地位、权力、声望与个人情感等方面。而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行动者可以在有明确目的的基础上,基于个人行为选择的偏好,来促进社会行动的产生和形成,推动社会秩序发展。综上,社会学意义的理性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有动机和受到结构约束的行为准则,它认为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来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调节。本研究的“理性”概念超出了“工具理性”的简单意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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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11
3.1研究思路................................................................................................................................11
3.2关键概念................................................................................................................................11
3.3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13
3.4研究框架与文章结构...........................................................................................................13
4出国留学教育投入的行为结构......................................................................................................16
4.1选择动因影响最终决定:留学教育的观念差异...............................................................16
4.2留学教育的投入行为差异:物质投入与非物质投入.......................................................20
4.3留学教育选择的变化性:情景变化的产物.......................................................................21
5留学选择的理性动机与资本类型..................................................................................................24
5.1理性选择动机类型..............................................................................................................24
5.2留学选择的家庭资本类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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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国留学的结构性制约

 

6.1政策影响与结构制约
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留学热”现象,因为子女数量与家庭的教育投入息息相关。有研究表明,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孩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及家庭对子女的平均教育投入。反之,子女数量减少可能会提高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度(杨茜,2015)。尽管国家根据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在不同的时间段调整了人口生育政策,我国维持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依然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停留在“独生子女”社会阶段。现阶段出国留学的家庭都经历过“计划生育”阶段,家庭中多为独生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本研究中,做出“留学”决定的家庭需要投入较多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本,试想,如果家中子女众多,家庭的平均教育投入就会减少,这将会大大减少每个人的留学可能性。但是正是那些经历过“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家庭才更可能集家庭资源于唯一的子女教育上,同时对子女的教育成果的希望和期待值也会大大增高。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家庭开始逐渐产生“留学”的教育理念与家中子女的数量是息息相关的。

 

6.2文化影响与感性选择
将文化与价值观等感性因素引入“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是本研究的一大创新点,考虑到了研究背景的特殊性,也具有理论创新性。很多西方学者将“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作为对立的两种价值选择。刘少杰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一书中,对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做出了概念上的界定。他认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判断,不受感性因素的主导,人们对选择做出精确的判断;而感性选择则会受到个人认知、情感、文化和偏好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逻辑和结果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方式(刘少杰,2003)。从这一角度出发,出于“感性”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往往都是“非理性”的。但是在中国,人们做出某决定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处于理性因素而不受感性原因的影响,因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与重视“感性”的文化传统会使得处于中国背景下的行为选择会同时受到“理性”与“感性”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概念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家庭的行为选择也不能仅仅考虑行动者在目的导向以及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实施的理性选择因素。相反,在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情况下进行的选择分析才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需要的。基于此,本文将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将“理性”与“感性”因素相结合来解答是否做出一些“感性”的判断就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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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语
但是家庭持有的目的的差异性使主导他们的理性类型有所不同,因此既不能只考虑某一种理性类型的影响,也不能草率地认为这三种理性类型对不同家庭的作用是相同的。影响家庭做出不同教育选择的因素还有“家庭占有资本”。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异性使得家庭成员所获取的信息、所能提供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可能性大不相同。而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将“社会性因素”引入研究分析,探讨结构性和社会文化对中国家庭做出选择的制约性和影响作用。除了国家政策(如“计划生育政策”)和市场(如市场竞争大)的影响,中国现阶段处在现代化转型的现实也改变了人们的教育观念,使得中国家庭从传统型逐渐向现代性过度,并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主动地去迎合现代性教育理念。针对一些看似非理性的现象,笔者也结合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面子文化”和“重视人际关系网”等,指出尽管存在“理性”,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与“感性因素”也不能被忽略,因此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而做出的选择并非是非理性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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