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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

日期:2020-04-02 21:03 作者:上海论文网 编辑:vicky 点击次数:93
销售价格:0 论文编号:el2020040221030720162 论文字数:3261 所属栏目:博士论文
论文地区: 论文语种:其他 论文用途:其他

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研究,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是一个现实性极强、理论涉及面极广的时代性和综合性议题,超越对这一“身边之事”的熟知但未必真知、碎片而不够系统的认识。

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研究,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是一个现实性极强、理论涉及面极广的时代性和综合性议题,超越对这一“身边之事”的熟知但未必真知、碎片而不够系统的认识,实现学术问题与日常所惑的“明朗化”,是笔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兴趣所在和不竭动力。以信息不对称为视角,本文试图从抓主要矛盾和“以小见大”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系统而不失简洁的剖析。在写作过程中,根据需要而纳入了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以及信息论、系统论等方法论工具。借此进行了一场跨学科研究之旅,同时也是一场“冒险之旅”。因为跨学科知识的引入需要高超的凝合应用,而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心理学和传播学等“门外汉”,在开题动笔写作之前雄心勃勃,到真正深入写作之中又深感自己认知的有限、能力的不足,时常有“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迷惘。不过,在体味融通之难的同时,也深尝到了“进一步有近一步的欢喜”,并更确切地领悟到将多学科视角运用于政务舆情及其中社会情绪治理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仍有缺憾,但已经在路上。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资源

一、概念界定
对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概念的界定,可以通过将其拆解为政务舆情、社会情绪两个核心义项及其组合,分别加以厘析并系统把握。其中,厘清政务舆情的概念有必要将之与舆情、网络舆情的关系进行解析,认识社会情绪的概念则需要首先认识何为“情绪”,而政务舆情与社会情绪的组合还涉及对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的所处互联网空间的情境性定位,并落脚于政府对其施以的治理。此外,作为本文研究视角,信息不对称在本文中是指政务舆情中的信息不对称,其既遵循信息不对称理论所蕴含的共性原理,又具有政务舆情场域下的特殊性表现;本文对其进行了应用与发展,并反过来对实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剖,从情境分析、释因分析以及理论框架构建三个方面挖掘了其对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研究的“视角”意义。
(一)政务舆情
单从概念本身来看,政务舆情所处场域既可能是“线上”,也可能是“线下”。本文关注其中的“线上”部分,即网络空间中的政务舆情;同时从实践用法来看,现有研究中学者们所论及的政务舆情尽管未明确指定“网络”政务舆情,但基本上都是以互联网空间中传播的相关事件为对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等官方文件中也是以对网络民意的回应为语境。因此,从本文关注点、学界约定俗成的用法以及官方文件用法出发,本文中的政务舆情特指网络空间中的政务舆情。在借鉴学界和业界现有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将政务舆情界定为:由于各种公共事件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于事件中涉事政府的公开意见或情绪反应。准确理解政务舆情的这一内涵,涉及到对“舆情”的基本认知,以及对“网络舆情”与“政务舆情”关系的辨析。
1.学理上政务舆情的基本范畴与构成要素
(1)与舆情、网络舆情概念的关系辨析
①舆情:“狭义舆情”与“广义舆情”之分及其与舆论间关系
当前,根据外延范围的不同,学界对舆情概念的界定有“狭义舆情”与“广义舆情”之分。其中,“狭义舆情”的界定是强调舆情客体的国家管理者身份,或舆情对象的公共事务属性,譬如有学者提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1,“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2。“广义舆情”的观点则突破了国家管理者的客体范畴以及公共事务的对象属性的限定,而将舆情视为可能是针对各种客体、各类事务的事件,代表性观点如将舆情视为“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某一载体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3,“舆情是社会民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事项)或自己关心的特定事件所持有的群体性情绪、意愿、态度、意见和要求的总和及其表现”。
表 1.1 人民网对热点网络舆情的分类及其近五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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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资源
本文是以信息不对称为视角解读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问题及其治理,在理论来源上主要吸收了政府治理理论、情绪认知理论、传播学相关理论以及信息论与系统论等相关理论资源。这些理论为本文打通了信息不对称与消极社会情绪间的过渡地带,为定位政务舆情中的哪些关键环节、关键主体、关键要素诱发了社会情绪问题,以及如何进行针对性、系统性的政府治理提供了研究线索和基本维度上的启示。
(一)政府治理理论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初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2;而作为一种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的治理则勃兴于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和社会经济学界在赋予治理新内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治理理论。其中,在学者们对治理所做的多种界定中,较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一个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我国学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关注治理的相关理论,开启了政府治理理论研究的序幕,并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走向深入。二十多年以来,学者们对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解读与拓展,内容上涵盖了政府治理的含义与特征、目标与实质、基本层次与适用范围、实践模式与具体工具等各个方面。其具体观点与说法虽有所差异(在此不做过多赘述),但在思想内核上更多的是共识。这些共识多是对上述治理的代表性定义的评述与拓展,本文对其共通的思想内核进行了系统的应用与审慎的辩思:
一方面,从背景上看,政府治理理论是在国家失效、市场失灵以及技术的突破极大降低社会合作成本的背景下兴起的,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的“协同”实现是其思想内核,也是本文研究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问题的问题标靶与最终目标。治理的定义中提及的“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可视为协同的主体,主体间不同乃至冲突的利益为协同的对象,对这些利益的调和则构成了协同的目标,而联合行动而非单向控制则是协同的手段。主体之协同、利益之协同、手段之协同构成了政府治理的核心要义,而“好的”政府治理便是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将协同成为现实,在有效调和多元主体间多元利益的过程中的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本文中,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问题其实是政府、网络媒体以及社会公众间的互动问题,涉及“三元”主体间兼具一致性与矛盾性的利益关系,而政府对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问题的治理实质上正是对自身、网络媒体、社会公众间的这些利益关系问题进行调和的过程。“政务舆情市场”的失灵、政府现有应对手段的失效构成了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的问题标靶,而如何在有效协同中走向善治则构成了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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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问题及其生成逻辑

一、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问题
当前,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问题包含两个基本面向,一是“治理什么”,即针对哪些社会情绪的哪些问题,这涉及对所治理社会情绪的范围界定;二是“如何治理”,即选取什么样的治理导向与治理策略。同时,二者都需落脚于对社会情绪问题成因的解释。在“治理什么”方面,当前,随着网络社会一同崛起的是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表达,这些社会情绪表达的庞大规模与消极性扩散集聚起空前的公共影响力,使其成为实践中政府无法回避和不得不重视的治理议题、理论上不得不予以关注的舆情研究对象。但在对这些社会情绪问题的界定与解释上,业界和学界尚存在认识上的模糊性。在“如何治理”方面,政府态度上的不再规避并不意味着政府能力上的能够有效应对,相反,当前政府对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问题处于治理乏力的无奈窘境;理论上纳入研究视阈也只是解答问题的起点,对于如何准确定位社会情绪问题的症结以及何为合理、有效的治理之道,学界同样处于探索之中,且不乏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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