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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扶贫效应探讨[电子商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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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途: 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 编辑:v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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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字数:33563
  • 论文编号:el2021112419283323417
  • 日期:2021-11-24
  • 来源:上海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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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论文哪里有?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的作用主体和途径,介绍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历程、现状以及电商扶贫取得的成效,并对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第 1 章 引言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外电子商务发展测度的研究,起步于对信息经济衡量的研究。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一些国际组织率先构建了较为权威的电商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这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的测度奠定了基础。1998 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从电子商务的发展周期出发,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准备度、应用度和影响度进行评价。
互联网的深入普及,使电子商务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在农村电商发展初期,大部分居民对这一新兴产物抱有观望态度。Jason Henderson、Frank Dooley(2004)等以企业经营者为调查对象,描述了农业投入企业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使用水平,发现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电子商务活动有限,而对电子商务交易安全和隐私的不信任是农民采用电子商务的最大障碍。Susan Watson、O.John Nwoha(2005)等从居民是否愿意通过电子商务手段进行支付的角度来探讨农村电商发展的可能性,认为居民对电子商务及交易的认识是重要影响因素。
随着大众对农村电商的了解加深,基础设施建设、地区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政策支持力度等成为影响农村电商发展的主要因素。Warren Martyn(2014)经过调查发现英国农产品电商的发展速度受到互联网普及率的限制。Nishida 等(2014)通过分析数据的多维空间分布差异,在比较了日本 47 个县的信息化水平后,得出基础设施建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县域对外开放程度等对县域电子商务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Clarke 等(2015)对英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地区特点进行研究,指出由于乡镇地区实体店数量少、距离远,电子支付和村道物流建设的发展,使农村消费者更偏向于选择电子商务进行购物。Turvey CG(2017)则更关注金融政策方面,认为农村信贷的准入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高了电商发展的门槛,有待进一步完善。Nir Kshetri(2018)从线上消费角度指出目标市场小和物流困难成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电商发展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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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理论分析

3.1 农村电商扶贫的作用主体
农村电商扶贫是政府、企业和农民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结果。电商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规划引导和实施落实方面的积极作为,同样也离不开为电商扶贫提供广阔平台的企业的大力配合,而农民只有深度参与其中才能从中获益。
3.1.1 各级政府
在农村电商扶贫开发的早期,为了让电商能扎根于农村贫困地区,中央及地方政府作为开展农村电商扶贫的主导者,在顶层的政策制定和规划引导,以及具体落实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商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出台农村电商产业政策规划
自 2014 年以来,连续七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发展农村电商,国家对农村电商进行了全面宏观的部署,并相继出台各项具体保障措施。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农村电商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地方政府要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体系、培养电子商务人才、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
(2)改善农村电商产业配套服务
我国”邮政在乡“、”快递下乡“工程持续推进,地方政府积极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体系,并鼓励涉农电商企业自营物流网点向农村延伸。截至 2019年年底,全国 55.6 万个建制村直接通邮,农村地区快递网点超过 3 万个,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 96.6%。同时,地方政府加大对电子商务政策宣传和培训领域的投入,围绕电商政策和法规、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电商精准扶贫等重点领域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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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我国农村电商扶贫效应实证检验

5.1 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测度
5.1.1 指标选取
为了全面反映农村电商的发展水平,基于目标一致性、客观性、系统性、简约性和可行性指标构建的原则,本文借鉴段禄峰(2017)、于欣誉(2019)、王一海(2020)等对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按照 OECD 对电子商务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将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划分为准备度、应用度、影响度三个维度,对农村电商的产业发展基础情况、电商应用程度和影响深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具体来讲,农村电商评价的指标体系由 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组成(详见表5-1)。
(1)准备度:产业发展基础
准备度关注的是农村电商发展所需的外部环境支持。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需要互联网接入设备和快递物流支撑,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也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助推力。从”农产品上行“流通方向看,第一产业的良好发展是重要前提条件,从”工业品下行“流通方向看,农村居民需要具备接收新事物的能力。所以,本文在农村电商准备度下共设置 5 个二级指标: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比例、农村投递路线比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农村初中以上学历人口比重。
(2)应用度:电商应用程度
应用度则体现了经济主体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情况。主要包括企业的参与度和最终完成的交易规模。由此在农村电商应用度下选取 2 个二级指标:有电子商务企业数比重和电子商务交易额。

表 5-1 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
表 5-1 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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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农村电商扶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被解释变量:贫困状况(pov)。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贫困发生率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贫困状况的重要指标,考虑到统计数据的权威性、科学性和连续性,本文以农村贫困发生率衡量农村贫困。
解释变量:农村电商发展水平(ecom)。根据前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到的各省份农村电商综合发展指数,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对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基于第三章农村电商扶贫的理论分析,本文预期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控制变量:李晓龙(2019)、赵健(2020)在研究中指出农民对金融资源和服务的可获取性有助于缓解贫困程度,刘建刚(2019)、李晓龙(2019)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受灾率也会对贫困发生率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本文添加了农村金融发展(fin)、固定资产投资(lnpinv)和农业受灾率(dis)三个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其他学者的做法,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与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以农作物受灾面积与耕地面积比来衡量农业受灾率。
中介变量:根据第三章理论分析内容,本文添加农村经济增长水平(lnpagr)为中介变量,研究农村电商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降低贫困发生率的间接效应。参考李彬彬(2020)等学者的做法,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乡村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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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2. 展望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电商扶贫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受本人研究水平和时间限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在研究对象选取上,受限于当前缺乏有关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的微观统计数据,本文以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没有进一步向下对地级市或者县域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2)本文在检验农村电商发展的扶贫效应时,选取了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贫困,没有充分考虑到贫困人口在健康、教育、就业和医疗等多方面的发展情况。
基于这些不足,可以考虑在未来作如下改进:
(1)在未来数据条件允许后,可以尝试将研究对象细化至地级市和县域层面,或者有充足的时间能够进行实地调查,获取更加贴近农民生活的一手数据,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
(2)未来我国贫困的属性和贫困群体的特征将从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可以考虑采用多维度标准衡量贫困。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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